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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是軍隊打勝仗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順應戰爭形態演變，適應未來一體化聯合作戰，作戰指揮需要契合新興軍事技術的發展運用，從指揮機構、指揮手段、指揮模式等方面著力，提高作戰指揮效能。

作戰指揮機構向集約化轉型發展

未來作戰，各軍種需要發揮整體合力，達到“1+1>2”的增益效果。為實現對參戰諸軍兵種的集中高效指揮，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必須統籌所有作戰力量實施聯合作戰。作戰指揮職能任務的變化拓展要求作戰指揮機構更加集約、高效，淡化軍兵種界限，突破作戰域，按照聯合作戰體系中的若干系統，構建以作戰指揮中心為核心，以偵察情報中心、聯合攻防指控中心、信息保障中心、后勤和裝備保障中心等為支撐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聯合作戰指揮機構集合職能中心優勢，實現各軍兵種分散配置的同質作戰（保障）力量的集中統一指揮。此外，還要明晰職能中心職責，實現作戰指揮由指揮活動組織向按權責運行轉變；創新機構運行機制，以作戰指揮中心為牽頭主導，其他職能中心相互協調、相互支撐，形成合力，實現作戰指揮高效運轉，使作戰指揮效能有效提高。

作戰指揮模式向一體式轉型發展

隨著作戰方式的發展變化，作戰指揮的主體也經歷了由個體到群體、再到組織的演變過程，信息化指揮手段的發展使人機協同的作戰指揮模式成為主流，也為作戰指揮主體向人機一體式轉變創造了條件。當前，盡管在作戰指揮中人始終占據核心主導地位，但隨著新技術的不斷運用，人與機器在作戰指揮中的地位和分工或將發生悄然位移。在信息化時代，人在作戰指揮中發揮絕對核心主導作用，在人機協同的指揮模式中，機器更多的是實現了信息流轉的自動化，將大多數作戰人員從諸多事務性、業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使人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創造性的思維活動中去，運籌謀劃工作。現代戰爭中，時間要素空前升值，對快速決策、精確指揮要求越來越高，客觀上要求機器既要延伸和拓展人的思維活動，基于大數據實現智能輔助/自主決策，還要能夠實現和延展人的行為活動，基于廣域物聯網的精確自主調控，從而實現人機一體式作戰指揮。

作戰指揮方式向融合式轉型發展

隨著作戰指揮手段的發展，作戰指揮方式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依托指揮信息系統在統一意圖下的自主指揮、自主協調或將成為作戰指揮的新方式。一方面，聯合作戰力量多元、空間廣闊、領域繁雜，如果單純地依靠集中指揮方式，勢必給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帶來沉重的協調控制負擔，同時會嚴重影響任務部隊的能動性和聯合作戰的效能。另一方面，一體化聯合作戰強調作戰力量的整體融合、作戰要素的高度聯動、作戰行動的多域聯合，一旦指揮權放得太開，任務部隊的聯動性難免會降低，勢必影響到“聯合”的整體效果。針對一體化聯合作戰的特點和要求，依據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的統一作戰籌劃，各任務部隊基于統一的作戰意圖、態勢理解進行專業要素的指揮控制，其實質是將作戰指揮的作戰籌劃權責和作戰指揮控制權責進行合理分配和科學使用，在集中指揮與分散指揮的融合上尋求“黃金分割點”。

作戰指揮流程向工程化轉型發展

作戰指揮是指揮藝術與指揮科學的有機統一。現代戰爭要素多、涉及專業多，對精確性要求越來越高，強調精確指揮、精確行動、精確保障，作戰指揮更加強調思維方法與工程方法的融合運用。從聯合作戰籌劃的角度來看，要借助數學工具，強化作戰計算，加強質量、效能、風險、價值、威脅計算，用好任務規劃、仿真推演，讓一切作戰籌劃活動建立在“量”的基礎上，實現籌劃成果的規范化、標準化描述。聯合作戰指揮控制應依托網絡信息體系進行流程再造，依據作戰計劃生成作戰任務清單、打擊目標清單，基于作戰指揮規則圖譜進行決策行動，以規范的決策流牽引信息流，以規范的信息流主導活動流，將作戰籌劃各階段的成果落實、落地。（朱 雷 薛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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